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16篇）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资阳市创新社会治理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案例研究 当前,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和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1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资阳市创新社会治理的网格化服务管理案例研究
当前,随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方式、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不断出现,如何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反映群众诉求,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调解利益格局,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增强社会活力,是摆在我国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近年来,北京、上海、浙江、湖北等地均探索了以网格化管理为形式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以此来解决公共部门“看得见管不了”或者“管得了看不见”的各类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四川省资阳市网格化服务管理案例的典型性进行深入研究,采用文献资料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回顾了国内外网格化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运用网格化管理理论、政府流程再造理论、协同理论、绩效管理理论作为研究分析工具,分析研究资阳市在实施网格化服务管理中的政府流程再造、多元主体参与和综合绩效评价体系三个关键因素,分析其中的可取之处。资阳市作为拥有500万人口的中国西部丘陵经济发展示范区,具有丘陵地区和人口大市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同时,资阳市实施的网格化服务管理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通过研究得出了三条启示:一是建立流程再造机制是网格化服务管理的关键要素;二是多元主体合作治理是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核心精髓;三是科学综合绩效评价体系是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根本保障。对资阳市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案例研究,不仅对本地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对于其他地区推进网格化管理提供很好的借鉴经验。
篇二：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ATypicalCaseAnalysisofLegalizationInnovationinGrassrootsSocialGovernance
作者：伍俊斌[1];卢琳[1]
作者机构：[1]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广州510053
出版物刊名：攀登: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81-87页
年卷期：2019年第3期
主题词：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对策
摘要：加强和改善基层治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切实维护基层和谐稳定,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分析各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创新的典型案例,有助于总结经验、**难题、找准对策。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体制机制建设。
篇三：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社区治理优秀案例范文(精选3篇)
案例是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经历的典型而有意义的事件陈述。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区治理优秀案例的文章3篇,欢迎品鉴！
案例互动1：强旧社区照料服务计划
迎寿里社区位于广州越秀区六榕街，其中老龄化问题突出，辖区内社区内60岁及以上长者超过1100名，占社区人口24%。为此，六榕街东风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整合辖区内资源，推行“老有所依——弱老社区照顾服务计划”，从身、心、社、灵、境五方面进行协助管理，改善弱老长者的晚年生活质量。
三小实行策略
根据社区照顾模式，本项目主要包括三大实施策略。
一就是“在社区照料”策略，通过入户拜访、会面等形式，综合评估社区长者的情况，并为社区群居、孤寡等特定长者创建个人档案，以满足用户社区长者的个性化市场需求。
二是“由社区照顾”策略为社区弱老重新建立支持网络。项目通过前期宣传，顺利成立长者义工队，对接辖区内长者，构建“健老照顾弱老”义工服务链。家综社工在生日会、园艺种植小组、健康讲座、社区游园会等活动中渗透居家安全、负面情绪支持、关注长者慢性疾病等内容，为社区长者提供资讯学习的机会，并倡议更多健老长者加入义工队。
三就是“为社区照料”策略协同社区资源提供更多各类服务。项目社工成功链接多所医疗机构，提供更多老人痴呆检测，积极开展骨质疏松、白内障、心脑血管疾病等主题身心健康讲座等，以提升长者身体机能。同时扩大至五金店、斋食堂、律师所等资源，健全社区助老网络，构成关怀、采纳、协作、共融的社区氛围。
家综社工通过对本社区长者的调查研究和在近两年服务中对长者的了解发现，辖区内有不少弱老长者，他们由于年老体弱、身体残疾或因急性、慢性疾病而导致生活无法自理、身体素质差、居家安全隐患大、消极情绪多等问题，再加上社会支持不足，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社区弱老长者的晚年生活质量。
因此，该项目参照社区照料模式，为辖区内身心健康及自理情况极差的强旧长者提供更多全方位帮助，另一方面针对辖区健康状况较好的健老群体，培育其服务社区的意识，以达至自我实现和再社会化。项目从身、心、社、灵、境五方面抓起，为社区长者提供更多针对性服务。“身”涵盖提供更多身心健康管理、积极开展身心健康科学知识自学、用药温馨告诫等服务。“心”主要追踪强旧抑郁症和恐惧情绪，提供更多劝导服务。“社”意在扩建或保护强旧的家人、邻里、同辈等社交积极支持网络。“灵”则通过人生总结，强化强旧自我价值美感。“境”通过评估强旧的家居安全，帮助展开环境改建。
专家点评
该项目能澄清社区内强旧群体的须要，项目设计能够彰显社区照料的理念，服务积极开展具备较强的专业性，家综链接社会资源能力较强，链接社区内外多种资源做为社区资源的提振，创建起至社区内协作的社区照料圈，较好地满足用户服务对象多元化的服务市场需求。
1、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红色业委会”化解纠纷
2、天津市滨海新区：构筑“互联网+泰达新市民综合服务平台”
3、陕西省西安市：构建“五方联动”社会治理新格局
4、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智安小区”促进社会环境治理技术创新
5、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微治理撬动大综治
6、江苏省淮安市：阳光信访工作网络时代的环境治理崭新路径
7、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探索“三转双向两护”基层网络空间治理
8、山西省晋中市：“五密五治”提高扶贫攻坚赢得美感
9、重庆市南岸区：探索建立“微益坊”
10、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美丽乡村环境治理新模式
为了加强创新意识，我特地找来一些创新的案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花溪区委群工委：拿下“组合拳”培育发展社会非政府。花溪区社会非政府受精基地为社会非政府构建发展平台，通过受精培育，积极主动鼓励，典型示范、政策积极支持等方法为辖区社会非政府及居民服务，在示范点非政府涌现出，广为动员社会力量，多元参予社会服务，社会非政府党组织建设等方面获得强化。
南明区新华社区：“青云路夜市自管会”走出新路径。按照“六小联通”社会组织创建要求，由新华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牵头，指导青云路夜市成立自管会，促使夜市摊主实现自我管理和文明经营，让青云路夜市在发扬筑城饮食文化，“老”夜市迎来了“新”秩序。
云岩区公安分局：技术创新“互联网+”人口管理模式。通过房屋二维码管理和构建智慧门牌管理平台，同时实现“把网格建好出来、并使管理连出来、使数据活出来”，创建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高效率的社会治安管理模式。
白云区白沙关社区：夯实基层队伍建设补齐大数据人才短板。结合社会治理大数据云平台“社会和云”及“党建红云”作为试点的工作实际，从“建、管、用”打造大数据人才实训基地，着力创新大数据人才培养方式。
观山湖区世纪城社区：技术创新智慧e云惠民生“3+8”便民服务进万家。充分利用1个已成型的有线电视网络，成立1个社区实体服务站，运用1个移动终端，资源整合8项公共服务资源，通过“电视屏幕+服务站点+智能手机”的三重立体界面发送给辖区居民，同时实现人们从“玩游戏”至“用电视”的脱胎换骨。
息烽县委群工委：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整合各部门单一网格，将所划网格建设目标设定为“管理优化、服务优质、环境优美、业绩优秀;社会管理好、平安建设好、群众反映好;群众满意”的“四优三好一满意”网格，帮助群众办理了大量的好事实事。
市群工中心：以大数据为提振全面提高信访工作科学化水平。“数据信访工作”平台充分利用贵阳市大数据产业优势，按照“信息化、数据化、自流程化、融合化”四步曲的建设思路，投入使用了为“一网二责三化四库”为基本构架的信访工作业务系统，并使信访工作真正努力做到了查清底数、监督流程、掌控进度、把握住形势、提高效率。
市法制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开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清理工作，积极推动商事制度改革、创新监管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大幅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团市委：打造出“5a”社区青年温馨之家。社区青年之家以青年发展和蜕变的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积极开展各种服务和活动，将青年汇聚在一起，构成城市青年的新型熟人非政府，为城市青年提供更多社会支持和社会约束，通畅青年的社会参予渠道，鼓励他们沦为积极主动努力奋斗的城市青年群体。
市商务局：建设社区惠民生鲜超市精准解决市民“买菜难买菜贵”问题。惠民生鲜超市通过精准选址建设，解决社区菜市场覆盖不到位的问题;同时，通过精准限价，其生鲜产品价格原则上在批发均价基础上加价不得超过30%、低于周边农贸市场和大型综合超市价格，较好解决其覆盖社区的“买菜难买菜贵”问题。
篇四：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模块化社会治理的形成与运行——基于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案例分析
李健【摘要】模块化是将系统自上而下划分(组合)成若干模块用于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为复杂社会系统下治理机制再设计提供了新的洞见.以杭州社会复合主体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探讨模块化方法论在社会治理中的创新应用.研究发现,模块化社会治理的形成过程包括组织间价值认同、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定义模块、规则体系流程化四个基本阶段;模块化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包括金字塔型、信息同化型、信息异化型三种类型.多元社会主体在顶层设计的规则框架下组成网络共同体的模块单元,可以在多样化的模块构成中实现"化异"与"求同",从而增进整体系统的治理能力.【期刊名称】《浙江工商大学学报》【年(卷),期】2017(000)005【总页数】8页(P126-133)【关键词】模块化;社会治理;社会复合主体;运作机理【作者】李健【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北京10008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C91
李健.模块化社会治理的形成与运行——基于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案例分析[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5):126-133.治理创新是推动政府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活力源泉，良好、有效的治理更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之一[1]。随着全能主义国家在应对复杂公共事务中的日益力不从心，以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核心主张的治理理论在跨学科语境下大行其道。然而，如同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概念一样，治理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引致了诸多批判和反思：首先，随着更多的交叉点和话语平台的出现，治理在整个理论谱系中的地位关键而微妙，这种令人着迷的模糊性使治理正日益成为毫无意义的“时髦词汇”，以至于“治理，到处是治理”[2-4]。其次，治理理论围绕一些问题已经给出了过多的回应，却始终回避了不同功能的子系统之间有效协调问题，致使治理未能超越传统的思维框架成为解决新问题的特殊工具[5]；再次，既有理论常常沉溺于西方治理理论的未来治理图景，带有深刻的浪漫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色彩，缺乏对中国现实的关怀，而在政治秩序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将西方理论套用到中国现实难免流于生硬和肤浅[6]。模块化社会治理是在治理模块标准化的基础上，结合外部环境和实际问题按需“封装”从而实现治理目标的过程，这一思路和方法有利于我们从工具理性角度重新形塑社会治理。2008年以来杭州社会复合主体是杭州市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应用模块化的一次成功实践，将其作为案例进行总结和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方法论层面理解社会治理创新的多元向度，更有利于明晰下一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工作思路。模块(modularity)并不是具体指什么东西，而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逐步呈现出来的用于解决复杂系统问题的新方法，它通过每个独立的组织个体按照一定的联系规则统一起来，构成更复杂的系统或过程的行为，具有复用性、稳定性、客观性、开放性和强制性的特征[7]。随着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增强和城市议题的集中爆发，模块化进入大发展时期，其应用范围也从自然科学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近几年来更是
在治理框架下得到关注。青木昌彦(2004)认为模块化首先可以应用于政府机关的内部治理，“因为是政府机关的内部组织，所以根本就没有模块化。为此，把研究所作为模块从日本通产省分离出来，在组织内部治理方面，实现行政人员和研究人员完全分离……这一点非常重要。”[8]韩卓晏(2009)把产业集群视为一个整体复杂系统，众多中小企业是半自律的子系统，模块化治理是集群内的众多中小企业通过产业链分工建立起合作关系，进而建立产业集群的过程[9]。模块化治理能够提高集群网络的生产效率，保证集群网络的柔性化[10]。叶旻(2009)进一步将模块化方法应用于公共事务治理，她将治理对象视为模块进行“封装”，再把治理目标进行层层分解并转化为治理对象的子目标，最后组装成整体治理方案[11]。综上所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模块化在治理实践中的应用范围从单个组织(政府)内部治理拓展到同质性组织的集群治理，再到异质性组织的合作治理。在这一过程中，模块化治理逐渐成为一个伞形概念(umbrellaterm)，它不仅内嵌了元治理、新公共管理和协作治理等相关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还试图运用工程学的技术方法对以往治理理论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给予回应。在社会治理框架下，模块化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模块化要求在一定的设计规则下进行，强调政府作为系统设计者的主导作用；其次，模块化延续了效率、成本和竞争等市场目标，能够为企业子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带来有效激励；最后，模块化还可以有效兼顾参与治理、协作治理的要求，提倡和鼓励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相比其他社会治理工具，模块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模块化的多层次性、关系复杂性、边界混淆性、结构网络性、环境适应性等特点使得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兼容性和依赖性增强。整体治理能力的提升表现为多元社会主体共同进步，利益共享与均衡，由此化解了协调难题。二是模块化“背对背”竞争的特点，有利于各子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开发和创造。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这一特点既保证了社会主体在系统设计者的规则指导下行动，又鼓励社会主体积极开展创新实验，
有利于“让全社会创业活动竞相迸发、创新源泉充分涌流”[12]5。因为能够帮助政府开发出更多的问题解决方案，社会复合主体其实是在鼓励一种对创新过程来说至关重要的尝试。三是模块化“即插即用”的性质，具有社会领域内迅速复制和规模化的潜力。针对某一复杂系统设计的模块组合规则可以移植到其他领域，形成复合联动。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模块化社会治理意味着国家与社会，还有市场以新的方式互动，以应付日益增长的组织间关系复杂性问题(relationshipcomplexity)、生成性复杂性问题(generativecomplexity)和演进性复杂性问题(evolutionarycomplexity)[13]。总之，模块不仅为法治提供方法，也为善治提供依据。(一)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的发展历程从本世纪开始，历史文化遗产、环境生态以及传统产业的“文化空心”等王一般性问题逐渐升级为杭州重大的城市议题[14]。2007年杭州市第十次党代会确立了提升城市“生活品质”的发展目标和“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要通过创新社会主体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最大限度地调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社会复合主体作为一种和谐社会主体建设的“杭州样本”应运而生。社会复合主体是指“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主体”[12]6。2000年，第一个社会复合主体—杭州市与浙江大学战略合作组织诞生。双方共同组建战略合作促进委员会，陆续建立了“和谐杭州示范区”、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浙江城市学院等复合主体。到2007年，浙江大学和杭州企业签订科技合作项目900余项，仅“和谐杭州示范区”的20多个项目总投资就高达230亿元[15]。继杭州市与浙江大学战略合作组织之后，杭州市政府围绕重大社会性项目、特色优势行业和文创产业陆续组建了运河综合保护复合主体、西泠印社复
合主体、茶战略联盟复合体、城市品牌网群等多个社会复合主体。如今，这一旨在形成“四界联动”参与局面的治理模式已经广泛渗透到城市民生服务、文化传承、知识创业、品牌传播、社区治理等领域，不仅为各个行业释放出新的发展活力，也有效**了城市发展面临的治理困局。(二)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模块化要素之所以称杭州社会复合主体是模块化社会治理的一次成功实践，除了上述有关模块化社会治理的定义分析之外，Baldwin和Clark(1997)提出的模块化设计的三要素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1)架构，即确定哪些模块是系统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结合状态和作用方式；(2)界面，即两个或更多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协议，它决定了复杂系统的运行机制；(3)标准，即检验模块是否符合设计规则并测定模块的性能。这些要素都是在模块化过程中必须向每一个子系统明确的，是系统中“看得见的信息”[16]。1.架构。社会复合主体通过搭建多层次、多维度、多元化、多功能的网络化治理结构，充分调动了党政界、行业界、知识界和媒体界等社会多元主体的积极参与，形成既发挥分层活力、又注重整合运作的有机整体。从实践来看，这一新的组织架构与传统的科层治理和市场治理存在明显的不同，实现了传统治理机制的互融互补。通过给予各参与主体积极探索和大胆创新的“试错”空间，社会复合主体能够促进创新想法从“冒泡”到决策的转化，借助良好的沟通和知识管理工具，有助于形成良性竞争、共同进步的内部氛围。2.界面。在主体运作上，通过界面的预先设定，社会复合主体形成了既层次分明，又彼此联动、互为支撑的运作机制，使主体架构中不同界别发挥不同的作用，又能够避免彼此之间存在的潜在冲突。党政部门在社会复合主体中以领导小组和战略委员会等形式担当系统设计师的角色，其基本职责是从事模块化治理体系的系统定制、模块的设计开发、各个子系统的统筹协调及监督评估；专家学者在社会复合主体中
以专家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形式充当智库角色，其主要作用是为社会复合主体的发展提供行业分析、战略咨询和决策支持等；中心、协会、经营组织等行业组织在社会复合主体中以行业联盟的形式存在，主要发挥资源对接、工作执行、协商沟通等作用；新闻媒体等宣传机构在社会复合主体中主要承担宣传推广、对外联络、展示展览等功能。上述多元主体通过嵌入整合，形成具有更强环境适应性和应变能力的网络拓扑结构，并通过建立信任、互动、适应和整合为内驱力的多样化治理机制维系社会复合主体的有序运行与绩效产出。3.标准。加强制度建设是实现模块化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17]。为引导社会复合主体健康发展，杭州市市委、市人民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培育和发展社会复合主体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开展社会复合主体认定和评价的通知》规定由专家学者、党政机关人员、行业界人士及相关方共同组成评价小组，由该小组制定和发布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社会复合主体认定和评价标准，对新申请和已经成立的社会复合主体开展相应的等级认定，并进行定期调整。认定和评价标准涵盖了社会复合主体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公益导向、人文价值、运作机制、项目绩效和延伸服务等方面。根据评价结果，对工作卓有成效的社会复合主体给予必要的激励和政策支持，使标准建立成为社会复合主体引导、提升和品牌塑造的过程。简单地说，架构、界面以及评价整个系统的标准保证了模块的兼容性，为解决多元、异质性社会主体互动中广泛存在的认知失调、信息偏在、资源调动和协同运作困境创造了可能。社会复合主体的建构打破了旧的组织系统构成方式，形成了以经济与社会效益为目标，党、政、知、媒四界共同作为系统构成主体的新的组织架构。在再造后的组织系统中，建立平台资源和以“模块化”机制来协调集团内部供需方关系，成为复合主体子系统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而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分别成为衡量模块单元绩效的考核标准。因而，杭州的社会复合主体，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形态，本文称之为模块化社会治理。
(一)模块化社会治理的形成在对社会复合主体进行研究时，人们发现社会复合主体的形成并非遵循单一的生成路径，而是包含“外推”和“内生”的双向建构过程，其内生机制也被相应地划分为价值认同与群体融合两个阶段[18]。张兆曙(2010)进一步发现社会复合主体具有流程性、次序性的特点，人们在对现代性危机“认识升级”的基础上建立一套行动反思、价值判断和信任的公共制度，政府“外推”要以“内生”为基础和诱因[14]58。依据模块化理论，组织间价值网络的“外推”式整合需要经历定义模块和指定规则、协调模块三个步骤。综合上述分析和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现实，我们将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的形成分为价值认同、共同体建构、定义模块和规则体系流程化四个基本阶段，以此来从逻辑上考察模块化社会治理的形成过程。1.组织间价值认同。以往的治理理论普遍把关注放在组织之间相互冲突利益之上，而组织个体之间也可能存在共同的社会理性认同，这种相容性利益是建立在不同组织个体的不同价值、文化、背景、观点、视角和利益的“重叠共识”(overlappingconsensus)的部分，能够以此部分满足各相关群体的价值、利益、文化等的实现[19]。杭州的人文气质和文化层次为社会复合主体提供了良好的“接口”[20]，基于此部分“重叠共识”，相关方的群体和个人在形成共识的过程中成为“我们”，杭州在打造社会复合主体的过程中进一步将其提炼为“我们的价值观”以及“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社会复合主体的构建，本质上就是靠价值认同(共识)来形成并可持续发展。因此，组织间价值认同是模块化社会治理形成的第一步。2.治理共同体的建构。组织间共时性关系是在组织个体在长期实践的合作基础之上形成的，这种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能力或资源的互补性，它同时也为组织个体提供了彼此选择价值。在长期的合作中，组织个体之间通过搜寻找到具有“重叠共识”的组织个体，并与之建立起基于信任的伙伴关系，从而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实现
资源的叠加和成果的共享。共同体中个体的层次性总是与特定的“资源位”相联系,拥有关键资源的组织个体或者居于网络结构洞位置的组织个体会最容易搜寻或建立自己的伙伴圈。在长期的合作中，组织个体之间建立了一种基于信任的伙伴关系，可以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实现资源的叠加和成果的共享。当出现更复杂意义上的社会工程时，网络中的组织个体就产生将这种关系状态稳定化的冲动[21]。从本世纪开始，发生在杭州的一般性领域困境逐渐升级为杭州重大的城市议题[12]48，促使了社会复合主体的原初形态产生。模块化社会治理的建构过程也是模块化的架构过程，它明确了系统的构成要素。3.定义模块。在治理共同体初步形成以后，组织个体面临的是如何在网络中寻找一个明确的、相对固定的位置，这意味着需要寻找到组织个体能够独立开发并供应的程序单位—模块，从而使所有的组织个体能够灵活链接并进行资源配置[22]。模块既可以是治理主体，也可以是一种方法论。社会复合主体的模块既可以按照治理主体定义为政府模块、企业模块、社会组织模块和公众模块，还可以按照治理对象定义为“流程模块”“数据模块”“标准模块”“决策模块”和“技术模块”，这些模块封装了各自领域治理机制与历史数据。“模块”是社会复合主体运作的“支点”，是达成社会共识最大公约数的基础。只有设计出合理的“模块”，社会复合主体才能将内部各个子系统有效统筹起来，达到所谓的“阿基米德支点”，进而提升整个城市的治理水平[23]。由此，定义模块是模块化社会治理形成的第三阶段。4.规则体系流程化。在定义模块之后,模块的复用性特征容易增加子系统行动的无序性，造成整体系统运行混乱。在这一阶段，社会复合主体内部的自发性行为需要上升到制度规则,通过规范化的流程来明确各个组织个体的基本要求[24],也就是定义网络成员的合作点。这种规则体系的设计通常是由网络中关键组织设定的，而其他组织成员在遵循整体规则下具有自己的灵活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非传统意义上的主导作用，组织个体首先在共识基
础上“自发”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共同体架构，而政府作为复合体内部的“关键组织”扮演了规则设计者和系统集成者的角色，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主导了共同体的建构，更没有吞没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社会主体。通过流程的规范化,社会复合主体迈向了一种正式的合作架构。(二)模块化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模块化社会治理的运作机制是指在社会复合主体的运动中，影响其运动的各因素之间的结构、功能及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原理及运行方式。因为模块化社会治理的生成是双向建构的过程，作为一种复合式治理[25]，其内部因素之间的协调和运作也必然是复杂、多元的。为此，我们从模块化设计的不同类型出发，结合社会复合主体的相应案例，考察模块化社会治理体系的运作机制。假定社会系统的目的是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来设计、生产公共服务。首先，我们考察除了模块之外的两个重要概念——信息和舵手。为了实现整体有效运作，社会复合主体必须区分两种信息。第一种是每个治理主体都了解并遵守的系统规则——即“看得见的信息”，另外一种是每个治理主体内部的运作规范——即“看不见的信息”。而处理系统信息的角色即称为“舵手”，它通常由一些具有较强协调能力和价值网络核心能力要素的关键组织担任，主要作用是处理系统信息乃至创造出“看得见的信息”。社会治理模块需要根据信息流动方向和舵手在不同社会主体间的切换进行相应的设计，进一步地，我们识别出三种类型的治理机制。。1.金字塔型治理机制。这一机制近似于科层制，党政部门扮演“舵手”角色，由它们负责处理社会复合主体的系统信息，事先设定好模块的联系规则；知识界、行业界和媒体界分别承担不同子系统的设计和实施。在社会复合主体运行过程中，由政府提供信息和联系规则作为制度供给，各模块在“舵手”发出“看得见的”信息的条件下，负责处理各自活动所必须的个别信息。如果系统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只
有“舵手”有权决定改变联系规则。在西泠印社复合主体中，市委宣传部主管的正局级单位社务委员会担任“舵手”，预先规定设计规则(文物保护与管理)，决定向参与社会复合主体的组织个体公布与宣传，这一预先设定的规则包括规定组织个体之间如何安排和联系在一起以及用于衡量绩效的标准等。在看得见的规则下，允许鼓励西泠印(社团主体)和西泠集团(企业法人)等组织个体自由发挥对社会复合主体内的设计。政府这种“舵手”作用发挥一般通过在社会复合主体中专设相关职能部门，履行相关的参与职能，比如杭州市京杭大运河复合体，政府成立了正局级事业单位—杭州市运河综保委，西湖综合保护综合体成立了专门的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等。这种机制一般适用于以下情形：(1)整个系统缺乏可见信息和联系规则；(2)党政部门对关键治理主体具有较强控制力；(3)其他社会主体治理成熟度不高。2.信息同化型治理机制。在信息同化型治理机制下，“舵手”依然负责处理系统信息，设计好架构、界面和标准，但这种机制下的信息流动并不是单纯自上而下的，其他治理主体也可以通过与“舵手”反馈进而参与到系统联系规则的调整，形成信息在“舵手”与模块之间的双向流动，进而实现内部治理机制的动态优化。茶战略联盟复合体是信息同化型治理的典型案例。其中，就茶战略联盟复合体来看，杭州市与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中国茶叶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等8家单位共同签署了“茶为国饮、杭为茶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通过多种途径发展茶产业、弘扬茶文化，促进茶旅游。2005年10月，“杭为茶都”工作协调委员会成立，下设办公室和茶产业、茶文化、茶旅游、茶活动四个模块。各方主体根据分工明确，党政部门负责制定发展规划，实施环境整治，为茶产业的发展创造外部能动环境，专家学者参与制定长期发展规划，为茶叶制作工艺和质量提供技术支持，行业协会负责制定行业标准，开展行业管理，引导行业规范发展；媒体做好茶文化博览会的宣传推广。各个模块与工作协调委员会之间保持密切的信息交互，根据市场变化调整联系规则[21]。除茶战略复合主体外，杭州丝绸女装复合体也是信息同
化型治理的典型。这种治理机制一般适用于以下情形：(1)整个系统缺乏可见信息和联系规则；(2)通常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领域；(3)其他治理主体有较强的治理意愿但缺乏足够的治理能力。3.信息异化型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自主性努力建构的社会复合主体中，多个治理主体同时进行反复活动，各治理主体相互独立，负责处理个别信息和有限的系统信息。在这种治理机制下，“舵手”角色并不固定在单一的党政部门，系统中存在多个“舵手”。这些“舵手”发出的“看得见的”信息往往并不相同。但是，这种异化的信息由“舵手”结合自身所处的系统环境进行加工处理后再反馈回系统。相应地，各治理主体接收到系统信息之后并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联系规则，而是对不同“舵手”发出的异化信息进行综合比较、筛选和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模块之间的联系规则也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舵手”通过事后对异化信息的汇总整合，找出最合适的模块组合，作为社会复合主体的治理机制。在这一模式里，“舵手”的功能说起来就是“领航员”，主要发挥中介作用，模块设计、界面优化和标准制定等工作是由各种各样的治理主体分别承担的。杭州市城市品牌网群是自主建构机制的典型，杭州发展研究会、杭州市城市品牌促进会、杭商研究会和杭州创业研究与交流中心四个社会组织作为“杭州城市品牌网群”的构成主体，下面设置了“策划、活动、联络、研究、传播、经营、财务、目标、融资与评议”等10个模块。这十个模块在网群内部机制中处于“上位”，牵头人员有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学者和媒体等，彼此之间专业分工明确，既能够独立开展工作，又可以整合资源，形成了以主动关联为特征的治理机制。此外，杭州市各社区探索的“民主自治复合体”也是信息异化型治理机制的重要类型。这种治理机制一般适用于以下情形：(1)整个系统缺乏可见信息和联系规则；(2)通常处于“政府失灵”的复杂性公共事务领域；(3)其他治理主体既有较强的治理意愿也有足够的治理能力。在上述三种类型中，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是有边界的[26]，金字塔型治
理机制属于政府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信息同化型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体双向建构性努力，信息异化型治理机制属于自主建构性努力。从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发展来看，在这三种机制中，金字塔型和信息同化型机制运用比较多，信息异化型社会复合主体所占比重较低，但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这一方面体现出城市治理中面临的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同时也预示了信息异化型治理机制在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当然，不同治理机制有着各自的生命周期，随着治理主体成熟度的变化，上述三种治理机制的运用比重也会随之变化。模块化社会治理既是对复杂公共事务应对过程中存在的“不可治理性”的一种策略回应，同时也可以化解以往治理实践中“分割式协调”的沉疴痼疾，在当前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制度分享价值。作为地方政府层面创新社会治理的探索性尝试，杭州复合主体是模块化社会治理成功付诸实践的现实范例，其形成、运行和演化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模块化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的前提基础、操作步骤与适用条件。实践证明，杭州社会复合主体所采取的模块化社会治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善治目标，不仅有效解决了杭州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跨领域城市公共问题或社会问题，而且建立起多元社会主体之间的类型学互动关系，为实现复合性治理变革提供了机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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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为了加强创新意识，我特地找来一些创新的案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社会治理创新案例：
花溪区委群工委：打出“组合拳”培育发展社会组织。花溪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为社会组织搭建发展平台，通过孵化培育，积极引导，典型示范、政策支持等方法为辖区社会组织及居民服务，在示范组织涌现，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元参与社会服务，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等方面得到加强。
南明区新华社区：“青云路夜市自管会”走出新路径。按照“六小联通”社会组织创建要求，由新华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牵头，指导青云路夜市成立自管会，促使夜市摊主实现自我管理和文明经营，让青云路夜市在发扬筑城饮食文化，“老”夜市迎来了“新”秩序。
云岩区公安分局：创新“互联网+”人口管理模式。通过房屋二维码管理和搭建智慧门牌管理平台，实现“把网格建起来、使管理连起来、让数据活起来”，建立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高效的社会治安管理模式。
白云区白沙关社区：夯实基层队伍建设补齐大数据人才短板。结合社会治理大数据云平台“社会和云”及“党建红云”作为试点的工作实际，从“建、管、用”打造大数据人才实训基地，着力创新大数据人才培养方式。
观山湖区世纪城社区：创新智慧e云惠民生“3+8”便民服务进万家。依托1个已成型的有线电视网络，设立1个社区实体服务站，运用1个移动终端，整合8项公共服务资源，通过“电视屏幕+服务站点+智能手机”的三重立体界面推送给辖
区居民，实现人们从“看电视”到“用电视”的飞跃。息烽县委群工委：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
新。整合各部门单一网格，将所划网格建设目标设定为“管理优化、服务优质、环境优美、业绩优秀;社会管理好、平安建设好、群众反映好;群众满意”的“四优三好一满意”网格，帮助群众办理了大量的好事实事。
市群工中心：以大数据为支撑全面提升信访工作科学化水平。“数据信访”平台依托贵阳市大数据产业优势，按照“信息化、数据化、自流程化、融合化”四步曲的建设思路，建成了以“一网二责三化四库”为基本构架的信访业务系统，使信访工作真正做到了摸清底数、监督流程、掌握进度、把握形势、提升效率。
市法制局：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力开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清理工作，积极推动商事制度改革、创新监管手段，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大幅提高公共服务效率。
团市委：打造“5A”社区青年温馨之家。社区青年之家以青年发展和成长的需求为导向，通过开展各种服务和活动，将青年凝聚在一起，形成城市青年的新型熟人组织，为城市青年提供社会支援和社会约束，畅通青年的社会参与渠道，引导他们成为积极奋斗的城市青年群体。
市商务局：建设社区惠民生鲜超市精准解决市民“买菜难买菜贵”问题。惠民生鲜超市通过精准选址建设，解决社区菜市场覆盖不到位的问题;同时，通过精准限价，其生鲜产品价格原则上在批发均价基础上加价不得超过30%、低于周边农
贸市场和大型综合超市价格，较好解决其覆盖社区的“买菜难买菜贵”问题。
篇六：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作者：刘开君[1];卢芳霞[1]
作者机构：[1]中共绍兴市委党校“枫桥经验”研究中心
出版物刊名：治理研究
页码：98-104页
年卷期：2019年第5期
主题词：基层社会治理;再组织化;创新;“枫桥经验”
摘要：基层社会再组织化是实现基层社会结构重构与整合、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托,也是“枫桥经验”与时俱进发展的基本逻辑。纵观“枫桥经验”50多年演变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基层社会从组织化到再组织化的过程。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整合党政组织、规范村级组织、发展社会组织”三种途径实现基层社会再组织化,并通过互联网科技手段把三种基层组织的力量有机整合,使基层治理创新又有了质的突破。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再组织化建设是符合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案,可以给各地带来深刻启示。
篇七：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材料展示3篇
精品文档，仅供参考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材料展示3篇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下是分享的，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材料展示111月22日，九龙坡区召开全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典型案例评选暨经验分享会，来自华岩镇、黄桷坪街道和区检察院等镇街、部门相关人员推介了各自基层的社会治理案例。从今年4月起，区委政法委面向全区征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案例。经过推荐，共收集案例27个。经过审核筛选，10个案例入选典型案例，如华岩镇民安华福社区春风化雨、铸魂聚力倾力打造五彩福居温馨家园，黄桷坪街道创建黄桷义工队伍、探索群众自我管理服务新路径，二郎街道迎宾路社区党建引领多网合一深化社会治理新实践，金凤镇金凤一群杨主动来帮忙推行老杨群工一体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等。当天，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现场推介和评比，最后老杨群工一体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荣获一等奖。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三惠出席会议。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材料展示2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发现各地创新社会治理先进典型，研究和探索省、市、县社会治理创新规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总结和弘扬社会治理的典型创新做法和先进经验，由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联合主办的202X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已于近期启动，请支持并组织本地各级相关单位踊跃参与。在各地领导的支持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本系列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七届。前七届的征集活动共征集到案例近6500份，吸引投票5400万人次，并分别于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20XX年、20XX年、20XX年在江苏、四川、重庆、北京、天津、湖北、重庆举办论坛。以这七届成功经验为基础，202X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整体规模与宣传效应预期会有进一步提升。一、活动组织主办单位：人民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
二、案例征集范围及标准各地创新社会治理的案例，都属于本次案例征集活动范围。征集案例须体现真实性、创新性、实效性、典型性。三、案例归类创新社会治理案例征集按以下十个方面归类：(1)社会应急体制风险治理方面;(2)基层参与式社区治理方面;(3)社会治安协同治理方面;(4)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5)经济组织治理方面;(6)群众权益维护治理方面;(7)社会组织治理方面;(8)人口服务治理方面;(9)互联网治理方面;(10)社会矛盾化解方面。四、案例报送要求1、选送案例的文字材料应包括如下要素：(1)背景与起因;(2)做法与经过;(3)成效与反响;(4)探讨与评论;(5)重要资料附录。2、正文总字数在4000-6000字左右。3、配合文字内容，请同时提供与案例相关的图片5张及相关影像资料。
五、案例提交办法案例征集时间从即日起至202X年10月30日截止。1、网上提交：参与单位请将案例文件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people20XX@163.com。有关图片、影像资料、媒体报道电子扫描件请同时提交。2、网下提交：在网上提交的同时，须将报名表和文字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连同相关资料(有关图片、影像资料、媒体报道复印件)于202X年10月30日前(以邮戳为准)寄至人民网。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人民网谢龙收，邮编：100733。六、案例评审程序采取网上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评选出社会治理创新最佳案例10个，优秀案例20个。1、网上投票和自荐：人民网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专题页面公布初选名单，设置投票页面，由网友公开投票。2、专家综审：案例汇集完毕后，将由来自中央有关部委和专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团对案例进行集中评审。3、名单公示：综审结束后，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联合公布最佳案例、优秀案例名单名单，并在征集活动官网进行公示，如有弄虚作假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入选的，撤销其入选资格。
4、活动表彰：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部联合对最佳案例、优秀案例进行表彰。
七、颁奖仪式暨202X创新社会治理理论交流会主办单位邀请中央有关部委领导、获奖单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加创新社会治理理论交流会，分享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经验、探索创新规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八、其它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启事已刊登于人民网首页，请查看。未尽事宜，请另行咨询。九、联系方式略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材料展示3组建业委会朋友圈，让社区达人贡献力量优秀的业委会，懂政策、有担当，把社区工作真正当成自己家里的事，金点子、好主意一个接一个;差劲的业委会，掉链子、撂挑子，有时见到业主还躲着走。上海律佑社会治理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陆立明分享了他们抓住社区治理关键痛点、补足三驾马车短板，在杨浦区创造性地建立业委会朋友圈，解决小区管理矛盾纠纷的方式方法。面对居民区普遍存在的诸如车位紧缺、多层住宅上下楼没有电梯、不文明养犬、违章建筑、违章搭建、垃圾散乱堆放、物业纠纷、侵占公共用地等老大难问题，引发了律佑中
心关于社区治理的深层思考。律佑中心一直在研究寻找一种并非就事论事，而是高屋建瓴地以居民区党建引领为根本，居民自治为动力，履行法律法规为依据，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科学地、群策群力地、可以以点带面地解决这类问题的可行性途径和措施。
篇八：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社区治理优秀案例
社区治理优秀案例1、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红色业委会”化解纠纷2、天津市滨海新区：构建“互联网+泰达新市民综合服务平台”3、陕西省西安市：构建“五方联动”社会治理新格局4、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智安小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5、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微治理撬动大综治6、江苏省淮安市：阳光信访网络时代的治理新路径7、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探索“三转双向两护”基层网络空间治理8、山西省晋中市：“五查五治”提升脱贫攻坚获得感9、重庆市南岸区：探索建立“微益坊”10、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美丽乡村治理新模式社区治理优秀案例案例分享1：弱老社区照顾服务计划迎寿里社区位于广州越秀区六榕街，其中老龄化问题突出，辖区内社区内60岁及以上长者超过1100名，占社区人口24%。为此，六榕街东风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整合辖区内资源，推行“老有所依——弱老社区照顾服务计划”，从身、心、社、灵、境五方面进行协助管理，改善弱老长者的晚年生活质量。三大实施策略
根据社区照顾模式，本项目主要包括三大实施策略。一是“在社区照顾”策略，通过入户探访、面谈等形式，综合评估社区长者的情况，并为社区独居、孤寡等特殊长者建立个人档案，以满足社区长者的个性化需求。二是“由社区照顾”策略为社区弱老重新建立支持网络。项目通过前期宣传，顺利成立长者义工队，对接辖区内长者，构建“健老照顾弱老”义工服务链。家综社工在生日会、园艺种植小组、健康讲座、社区游园会等活动中渗透居家安全、负面情绪支持、关注长者慢性疾病等内容，为社区长者提供资讯学习的机会，并倡议更多健老长者加入义工队。三是“为社区照顾”策略联动社区资源提供各类服务。项目社工顺利链接多所医疗机构，提供老人痴呆检测，开展骨质疏松、白内障、心脑血管疾病等主题健康讲座等，以改善长者身体机能。同时扩至五金店、斋食堂、律师所等资源，完善社区助老网络，形成关爱、接纳、互助、共融的社区氛围。家综社工通过对本社区长者的调查研究和在近两年服务中对长者的了解发现，辖区内有不少弱老长者，他们由于年老体弱、身体残疾或因急性、慢性疾病而导致生活无法自理、身体素质差、居家安全隐患大、消极情绪多等问题，再加上社会支持不足，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社区弱老长者的晚年生活质量。因此，该项目参考社区照顾模式，为辖区内健康及自理情况较差的弱老长者提供全方位协助，另一方面针对辖区健康状况较好的健老
群体，培养其服务社区的意识，以达到自我实现和再社会化。项目从身、心、社、灵、境五方面入手，为社区长者提供针对性服务。“身”包含提供健康管理、开展健康知识学习、用药温馨提醒等服务。“心”主要跟踪弱老抑郁和焦虑情绪，提供疏导服务。“社”旨在重建或维护弱老的家人、邻里、同辈等社交支持网络。“灵”则通过人生回顾，加强弱老自我价值感。“境”通过评估弱老的家居安全，协助进行环境改造。
专家点评该项目能够回应社区内弱老群体的需要，项目设计能体现社区照顾的理念，服务开展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家综链接社会资源能力较强，链接社区内外多种资源作为社区资源的支撑，建立起社区内互助的社区照顾圈，较好地满足服务对象多元化的服务需求。
篇九：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展”：意思为舒展，展开，也指阐明，叙述、大规模地进行等多个含义。“示”：把事物拿出来或指出来使别人知道，是“示”作偏旁的变形。凡用礻（示）做偏旁部首的字均与祭祀有关，如宗、神、祀、祈、福、祷、禨、祭、祥、祝。指示、示意的示是后起引申用法。简洁文档网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了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材料展示，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优秀的业委会，懂政策、有担当，把社区工作真正当成自己家里的事，金点子、好主意一个接一个;差劲的业委会，掉链子、撂挑子，有时见到业主还躲着走。”上海律佑社会治理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陆立明分享了他们抓住社区治理关键痛点、补足“三驾马车”短板，在杨浦区创造性地建立“业委会朋友圈”，解决小区管理矛盾纠纷的方式方法。
面对居民区普遍存在的诸如车位紧缺、多层住宅上下楼没有电梯、不文明养犬、违章建筑、违章搭建、垃圾散乱堆放、物业纠纷、侵占公共用地等老大难问题，引发了律佑中心关于社区治理的深层思考。律佑中心一直在研究寻找一种并非就事论事，而是高屋建瓴地以居民区党建引领为根本，居民自治为动力，履行法律法规为依据，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科学地、群策群力地、可以以点带面地解决这类问题的可行性途径和措施。
在不断深入参与社区治理法律服务工作中发现，有这样一群活跃在各居民区的，热情参与社区治理的公益志愿者，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是不计报酬、甘愿奉献、身体力行。在他们中间，有的原本就是社会各行各业中的组织者、策划者、领导者、智者能人。他们或者卸甲退休，或者离职归家。但他们拥有过人的能力和投身社会公益的意愿，由于他们的无私付出，促进了所在居民区某一领域奇特
1
的自治效果。
然而，他们又是单一的，分散的，有待提高完善的自发性个体。如何整合这批人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业委会自治主体是推进社区自治的关键。于是，律佑法律服务中心经过充分调研，征得街道有关部门同意，提出在街道有关部门的统筹管理内，把社区热心公益的能人、达人们组织起来，通过传授、交流、探讨、实地调研等形式，群策群力逐项逐题**带有普遍性的老大难问题，发起组织了“业委会朋友圈”和“自治达人荟”，不定期地组织经验交流会等活动。
参与“业委会朋友圈”的福宁与秦家弄居委会通过这项活动，一方面使他们本来“藏在深闺中”的解决停车难的经验，得到了宣传、传播、扩大了社会对她们辛勤工作的肯定和认可;另一方面也在活动中学习到了其它参与活动的社区在解决停车难工作中的好措施、好方法、好建议，以便在下步工作中改进和修正。她们带着问题来参加活动，带着经验回到自己社区实施，这样的效果远非书本和课堂可达到的。这项活动起到了及时发现苗头、培育典型、探索路径、不断完善、成果共享、以点带面、共同发展，帮助初建或薄弱业委会提升自治能力及辐射推广的良好效果。
“家和家家和、社会必和”，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维情社工服务中心首席“维情专家”明丽用这样的开场白，展示了维情社工中心维护社会最小细胞——家庭的稳定和谐的一系列工作业绩。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伦理道德、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婚姻家庭生活，使婚姻家庭关系也面临
2
巨大的考验。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不能实现稳定和谐，又如何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有序呢?
维情社工中心经过研究发现，第三者介入导致离婚的占到60%以上，占离婚数的第一位;因与双方父母关系不和谐，双方或一方有较多恶习，双方或一方生理上的原因及家庭经济问题发生矛盾而导致离婚的占25%左右;因家庭暴力、生活琐事、双方性格爱好差异导致离婚的占到10%以上。同时，在婚姻家庭出现矛盾后，大约有70%左右的人直接提起离婚诉讼或到婚姻登记机关离婚，而通过调解解决的仅有30%。面对这样的现状，维情中心针对性地开设了“第三者劝退”服务项目，对外劝退第三者，对内修复夫妻情感;同时又以在情感生活过程中发生的爱情、亲情、友情、心情和性情等方面的问题或困扰的人为对象，开设“夫妻情感维护”项目，通过心理学、行为学、危机干预等技术，采用“一对一咨询”、“多对一咨询”或“一对多咨询”帮助服务对象解决情感问题。
所有的职业都要求有资格证、准入证，而做夫妻、做父母是“无证可考”的，这好比没有驾照就开车上路。进入婚姻家庭时同样需要“教育”，但就算再怎么教育，还是避免不了会出问题，“婚姻家庭也有生命周期，几十年的婚姻关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情况毕竟是少数，夫妻之间总会有矛盾，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就像人生病需要看医生，婚姻家庭出了问题，‘病了’同样需要治疗，这就是婚姻家庭调解员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可以从专业的角度，给予求助者指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践证明，接受婚姻家庭调解员治疗的大部分婚姻都能够“转危为安”。
自维情社工中心开展工作以来，整个团队共计挽救婚姻257316对，劝阻婚外情316079对，干预为情自杀挽救生命72263人。通过维护家庭情感，修复了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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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细胞，让整个社会肌体更加健康和谐。
上海百合花法律服务中心负责人葛海英讲述了该中心在杨浦区首开“法治专员”先河，运用法治专员的专业服务助力街道居委推进社会治理工作,把垃圾堆一般脏乱的老旧小区整治成崭新“谊居清情楼”的故事。
延吉东路149弄，是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路二居民区所辖的一个老式小区。它建造于1975年，共有4个门栋，只有孤零零的四幢楼房，并被周边著名的“长白街道两万户”棚户区包裹起来。由于149弄没有围墙和门禁，实际上四幢楼房与周边棚户区处于犬牙交错的状态，进出小区的社会人员和车辆十分复杂。由于种种原因，149弄并没有被纳入征收范围。随着周边棚户区的拆迁结束，149弄成为了一片荒地中的孤岛。小区设施陈旧、环境恶劣，连水泥路面都没有，下雨天淤泥一尺深，垃圾遍地，蟑鼠横行，违建遍地，房屋老化。由于149弄没有被纳入征收范围，加之物业公司管理缺位，居民们怨声载道，有条件的居民纷纷外迁。
篇十：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从弹性工作制看社会治理
近日，贵州省清镇市的一项工作时制改革试点广受关注。当地宣布，从2017年11月1日起至2018年5月31日，将用半年时间，在全市9个乡镇部分岗位试行，每月有一次8天长假，但代价是连续上班22天。此次改革的核心目的是，真正在基层做到“以人民为中心”，更好地服务基层群众生产生活需求。通过改革，保证乡镇试点岗位全年除法定节假日外，每天都有干部为群众服务。
背景《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明确了劳动者的工时制度：我国境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的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企业和不能实行前款规定的统一工作时间的事业单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周休息日。尽管法律对工时制有明确规定，但是，现行工时制与乡镇工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农村工作也相应在改变，农民除下地干农活外，也有人在乡镇企业上班。“当乡镇部门上班的时候，农民也在企业上班，传统的早九晚五、双休日制度已不能满足群众需求”。二是上级部门到基层考察农村工作时，如果不提前安排干部、群众，工作时间到基层基本找不到人，也会让考察工作效果大打折扣。三是乡镇公务员加班很多，遇上重要会议等特殊情况，连续一个月上班时有发生，现行工时制规定的双休日很难得到保障。措施经过细致调研，清镇市委组织部草拟改革方案，2017年10月20日，《清镇市推行乡镇部分岗位连续22天工作时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正式敲定。《实施方案》规定试点时间为2017年11月1日——2018年5月31日。《实施方案》遵循的五个原则中，明确提出：坚持市委市政府部署的中心工作不受影响；坚持标准工时制为基础，实行错时延时制，总体上，每月上班时间不得少于22天176小时；坚持立足实际改，不搞一刀切；坚持灵活安排与严守工作纪律相结合；坚持提升工作效率便捷服务群众。乡镇在试点岗位选择上有自主权，更能让改革发挥价值，因为各个乡镇的发展情况不同，所需要的试点岗位也可能不同。例如红枫湖镇政府通过开会讨论，选择社会事务办和人社中心作为试点岗位，因为，这两个中心与民生息息相关，也是服务群众最多的部门。
工作时制改革只在部分岗位进行试点，这主要是要为了因地制宜让改革落到实处。比如，一个岗位只有一个人，上22天导致8天岗位无人，这不是改革的目的。目的是通过改革，让试点岗位除法定节假日外每天都有人在岗，群众随时都能办事。
虽然试点岗位有自主选择权，但总体改革形式还是统一，这样更能确保落到实处，避免让改革变成花架子，最终半途而废。改革总体上以每月连续上班22天休息8天为主要形式。同时采用AB角制度，目的就是让A干部连续22天工作结束时，B干部能无缝衔接，不能出现群众服务工作断层，让轮休的干部得到充分休息。
意义弹性工作时间利于开展工作。从国外普遍实行错时上下班，到国内杭州、深圳等大城市也实行错时上下班，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充分说明，弹性的工作时间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因而，以天为单位的弹性工作制度的探索试点值得期待。另一方面，实施弹性的上班制度以后，基本上可以保证各单位每天都有人上班，可以全时段全覆盖式地开展为民服务，避免群众少跑路，这相对于周末没人上班的情况或许要更好一些。提升干部工作能力。通过工作时制改革，促进干部主动走近群众，提升工作能力。过往，有的干部会因为畏难情绪将工作推给业务能力强的同事，但现在AB角后，轮岗的同事休息去了，在岗的干部就必须挑起担子，通过试点也可以实现干部队伍的优胜劣汰。让人自由选择休假时间。改革将个人的休息时间叠加，可以支持大家旅行、购物、走亲访友等，带来消费的提升，尤其是旅游业的提升。目前，由于工作时间的限定，大家对旅行的需求很高，但难得有一个3天的假期可以出去旅行，却常常堵在路上，有幸到了景区也大都沦为看人，给旅行带来了十分不好的体验。而如果能够实行弹性的工时制度，那么更多人就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休假时间，进而错开大假的拥堵。而且，当没有了大假期的人山人海，景区也将更加注重旅游环境的打造和旅游品质的提升，也必将带给游客更美好的体验，带来景区更为长足的发展。改革体现人性温度。如果能实行弹性的工时制度，那么更多人就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休假时间。尤其是一些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有的甚至一年都见不了几次家人或是没时间去找对象等。倘若能有这么一个自由选择的假期，那么必定会给他们更多的希望和期待。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从这个层面讲，工作时制改革流淌着人性的温度。试点参考价值。弹性工作制并非清镇首创，不过，以往更多考虑的是干部，但清镇的出发点是为了群众。乡镇工作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工作时制还固守传统也是不行的。通过试点摸索完善试点岗位的配套政策，对试点岗位的分析总结，其实对国内其他地方乡镇工作时制改变也有参考价值。
篇十一：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P> 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研究--以长阳龙舟坪镇为例秦瑛;吴利进【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要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社会治理创新理念的提出是改革中的一个严峻考验，基层社会的复杂形势使其成为重中之重。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关系到城乡人民福祉，关系到社会稳定，对于整个社会治理来说意义重大。长阳龙舟坪镇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开展“一亮三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取得了重大成效。【期刊名称】《理论观察》【年(卷),期】2016(000)001【总页数】2页(P88-89)【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基层党组织;一亮三创【作者】秦瑛;吴利进【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湖北宜昌443002;三峡大学，湖北宜昌443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035.5“治理”一词的含义源自古典拉丁文或古希腊语“引领导航”，本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指的是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基层社会治理是指基层社会的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通过社会关系的协调与社会行为的规范，解决基层社会问题、维护基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长阳龙舟坪镇近年
来不断探索治理模式，创新治理体制，提出了“一亮三创”的基层治理创新举措，着力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困难与问题，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进而维护基层社会治理的稳定。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层出不穷，公共服务诉求的不断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难度不断加大，使得新形势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第一，农村社会精英流失。农村精英指的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处于权威地位，有一定的话语权并能产生一定影响力的人物。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量劳动力涌入到沿海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打工，使得农村社会精英出现匮乏。一方面，人才向外流失严重，并且只有在节假日或者过年的时候才会回乡，由此一来这些村里剩下的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对政府关于社会治理所做的决策上，明显执行力不足或者根本不能理解。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大部分年龄比较大，知识文化水平偏低，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方面没有过多精力及想法。社会精英的外出使得当地社会治理缺乏新鲜血液及建设性意见，出现青年干部后备力量储备不足的情况。第二，社会矛盾的日益凸显。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基层社会尚未达到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产生了矛盾，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一方面，人们的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传统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基层社会公共服务还处于不完善的阶段，无法在短时间内更新服务供给体系，从而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出现。第三，基层社会治理难度逐渐增大。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基层社会事务的治理也由以前的简单化变得复杂而精细化，这也使得基层社会治理的难度在不断加大。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逐渐开放，流动性增强，行政性事务与公共服务性事务并重的局面开始出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务上需要发挥更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跟上农村社会城镇化的步伐。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是湖北省宜昌市境内的一个集“老、少、山、穷、库”于一体的
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中的重点地区所在。其中共有农村基层党组织395个，农村党员1.07万名，占全县党员总数的55%，龙舟坪镇即其县域中心所在地。近年来，长阳龙舟坪镇在农村党员中广泛开展以“亮党员身份、创党员文明户、创党员中心户、创党员示范户”为主要内容的“一亮三创”工作，建立基层党组织经常性联系服务群众新机制，形成了以党组织为主导、以党员为主体的农村社会网格化管理格局，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难题，是山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成功探索。第一，亮明身份，划定职责。设立党员文明户、党员中心户和党员示范户的“三户”标准。一是亮明身份。将全体党员的身份公开，对达到“三户”标准的农村党员户，按照“三户”标准分类，统一授予门牌并发放承诺卡。获得“三户”荣誉称号的党员户要自觉履行相应职责，接受广大群众评议和社会全面监督。二是分类定责。根据龙舟坪镇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实际发展情况，分别确定“三户”的职责，发挥党员的楷模作用，使其成为家庭成员以及其他农村户的行为标杆。三是动态管理。实行“一年一评议，一年一授牌”，鼓励农村党员户争优创优，对尚未达到“三户”标准的农村党员户，暂不授牌，村级党组织负责召开评议会并找出问题进行整改。第二，划片联户，创建网格。一是建立网格一户不漏，按照居住地靠近、方便联系服务的原则来划分，每个党员中心户和党员示范户负责联系附近片区内的10-30户群众。二是整合资源一个网格，对各类资源包括科教文卫方面的信息进行集中整合与分析，改善了以往各部门分别设立信息联络员或中心户带来的不便。三是联系服务一套方法，推行“四个一”工作法，即：到农户家里“走一走”，召集农户到家里“坐一坐”，群众有事“帮一帮”，口头或文字形式向组织“说一说”，及时了解群众思想动态。第三，着眼长远，强化管理。一是健全教育管理机制，加强党员教育培训课程，提升党员的整体文化素质。二是完善服务群众机制，组建“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等多
支党员服务队伍，并以满足群众需要作为检验工作的重要标准。三是构建信息整合利用机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及时上报重大事项。四是健全激励保障机制，把重大村务决定和工作情况纳入党员监督评议内容，并选取典型事例，树立榜样。五是健全关爱互助机制，使党内关爱形式多样化，积极督促干部走访党员户，关心其生产生活情况。“一亮三创”工作的开展，发挥了党的组织优势，为搭建以党员为核心的农村社会网格化管理格局，引导广大党员立足生产生活联系服务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一，党的执政基础得到夯实。“一亮三创”工作以提升基层组织建设水平为契机和突破点，激发并鼓励农村党员经常联系群众并服务群众的意识，提升其争先创优的积极性，着力解决农村党员分散广、教育覆盖面狭窄、活动参与热情不高、作用发挥不到位的问题。广大农村党员熟悉村庄情况，用自己的责任心、热心和爱心，打造了一条服务群众的绿色通道，从而获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第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得到强化。“一亮三创”工作的开展，使得全县建立了联系服务网格，并覆盖到每户每人。党员在联系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一方面听取并收集了群众反映的困难和问题，使党组织全面掌握了基层群众的社情民意，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强化提供了及时资料；另一方面及时化解了社会矛盾和邻里纠纷，为党委政府处理各类公共危机事件争取了反应时间。“一亮三创”建立了党员服务群众的农村社会治理新模式，成功案例得到推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第三，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得到密切加强。“一亮三创”工作得到稳步开展，使党员充分发挥了其榜样作用。例如龙舟坪镇郑家榜村按照镇党委统一部署，开展农村党员“一亮三创”工作，每一个村民都积极参与其中，解决了自己的困难和难题，也密切了与党员之间的关系。龙舟坪镇深入农村开展工作的实践证明，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以党员为主体的联系服务群众的机制完善了党委政府的社会治理体制，解决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第一，基层党组织是核心。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力量，是保障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正确方向的可靠保障，必须坚持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一亮三创”工作充分发挥党员的榜样作用并取得良好效果，体现了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作用。第二，民生保障是基础。首先，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必须了解基层公众的实际生产生活状况，建立健全救助与补助体系。其次，需要加强完善基本医疗制度，特别是在以龙舟坪镇为例的山区县城，要加大基础医疗设施的投入力度。最后，民生建设的完善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让公众参与和监督资金的分配和运作，使民生建设更加符合公众的现实需求，从而保障民生，造福民众。“一亮三创”工作通过民情联络移动服务等平台，搜集社情民意，了解民众真正所需，大大避免了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第三，公共服务是重点。首先，基层政府要转变服务方式，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加强基层工作人员为民服务的意识和一切从大局出发的思想观念。其次，基层政府在加强基层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同时要建立健全基层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加强硬件设施和软件使用，为公众提供更加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实现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一亮三创”工作从群众最期盼、最迫切的问题入手，提供各种针对性、个性化和亲情化的公共服务，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长阳龙舟坪镇“一亮三创”治理模式的开展，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搭建以党员为核心农村社会网格化管理格局，集中反映群众诉求，立足生产生活，解决实际生产生活困难，探索出了一条新型基层党组织服务优化的路子。因此，在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过程中，要坚持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不断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实现基层社会的稳步发展，从而
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水平。〔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蔺雪春.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3).〔3〕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3).〔4〕何增科.基层民主和地方治理创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5〕赛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2).〔6〕周挺.乡村参与式治理与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探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1）.〔7〕张宝峰.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念、原则和措施〔J〕.学术论坛,2006,(5).〔8〕郑欣.乡村政治研究及其路径选择〔J〕.重庆社会科学,2003,(1).〔9〕曹海林.乡村和谐发展与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性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9,(4).
篇十二：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P> SocialOrganizationConstructionandCommunityGovernanceInnovation-ACaseStudyofPilotCommunityinXiamenCity作者：郑永君
作者机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暨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
出版物刊名：中国行政管理
页码：46-52页
年卷期：2018年第2期
主题词：社区社会组织;组织公共性;社区嵌入性;社区治理绩效;多元协商治理
摘要：发展社会组织能够促进社区有效治理成为一个共识，但对社会组织如何促进社区治理的实践逻辑缺乏深入讨论。本文构建了一个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公共性和社区嵌入性与社区治理绩效之间的关联性分析框架。社区社会组织的公共性包含公共服务提供、公共利益表达以及公共精神传递三方面，嵌入性包括行政嵌入、人际嵌入和组织嵌入三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的公共性与其治理动力和意愿相关联，嵌入性与其治理能力相关联，治理能力和治理动力进而影响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绩效。本文通过对厦门市“共同缔造”行动中试点社区以社会组织建设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实践案例的深度分析，研究发现其实践逻辑是：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公共性，实现其治理动力和意愿的提升；强化社区社会组织的嵌入性，促进其治理能力的增强；建立社区枢纽性中间组织，构建制度化协商议事平台，设置社区协商议事制度，创新社区协商议事机制，进而实现社区多元协商治理。
篇十三：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P> 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材料展示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材料展示【上海律佑社会治理法律服务中心】——组建“业委会朋友圈”，让社区达人贡献力量“优秀的业委会，懂政策、有担当，把社区工作真正当成自己家里的事，金点子、好主意一个接一个;差劲的业委会，掉链子、撂挑子，有时见到业主还躲着走。”上海律佑社会治理法律服务中心副主任陆立明分享了他们抓住社区治理关键痛点、补足“三驾马车”短板，在杨浦区创造性地建立“业委会朋友圈”，解决小区管理矛盾纠纷的方式方法。面对居民区普遍存在的诸如车位紧缺、多层住宅上下楼没有电梯、不文明养犬、违章建筑、违章搭建、垃圾散乱堆放、物业纠纷、侵占公共用地等老大难问题，引发了律佑中心关于社区治理的深层思考。律佑中心一直在研究寻找一种并非就事论事，而是高屋建瓴地以居民区党建引领为根本，居民自治为动力，履行法律法规为依据，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科学地、群策群力地、可以以点带面地解决这类问题的可行性途径和措施。在不断深入参与社区治理法律服务工作中发现，有这样一群活跃在各居民区的，热情参与社区治理的公益志愿者，他们身上共同的特征是不计报酬、甘愿奉献、身体力行。在他们中间，有的原本就是社会各行各业中的组织者、策划者、领导者、智者能人。他们或者卸甲退休，或者离职归家。但他们拥有过人的能力和投身社会公益的意愿，由于他们的无私付
出，促进了所在居民区某一领域奇特的自治效果。然而，他们又是单一的，分散的，有待提高完善的自发性个体。如何
整合这批人的力量，建立强有力的业委会自治主体是推进社区自治的关键。于是，律佑法律服务中心经过充分调研，征得街道有关部门同意，提出在街道有关部门的统筹管理内，把社区热心公益的能人、达人们组织起来，通过传授、交流、探讨、实地调研等形式，群策群力逐项逐题**带有普遍性的老大难问题，发起组织了“业委会朋友圈”和“自治达人荟”，不定期地组织经验交流会等活动。
参与“业委会朋友圈”的福宁与秦家弄居委会通过这项活动，一方面使他们本来“藏在深闺中”的解决停车难的经验，得到了宣传、传播、扩大了社会对她们辛勤工作的肯定和认可;另一方面也在活动中学习到了其它参与活动的社区在解决停车难工作中的好措施、好方法、好建议，以便在下步工作中改进和修正。她们带着问题来参加活动，带着经验回到自己社区实施，这样的效果远非书本和课堂可达到的。这项活动起到了及时发现苗头、培育典型、探索路径、不断完善、成果共享、以点带面、共同发展，帮助初建或薄弱业委会提升自治能力及辐射推广的良好效果。
【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维情社工服务中心】——修复“小细胞”，让社会肌体更加健康
“家和家家和、社会必和”，上海长宁区虹桥街道维情社工服务中心首席“维情专家”明丽用这样的开场白，展示了维情社工中心维护社会最小细胞——家庭的稳定和谐的一系列工作业绩。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伦理道德、生活方式、思想观
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婚姻家庭生活，使婚姻家庭关系也面临巨大的考验。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不能实现稳定和谐，又如何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有序呢?
维情社工中心经过研究发现，第三者介入导致离婚的占到60%以上，占离婚数的第一位;因与双方父母关系不和谐，双方或一方有较多恶习，双方或一方生理上的原因及家庭经济问题发生矛盾而导致离婚的占25%左右;因家庭暴力、生活琐事、双方性格爱好差异导致离婚的占到10%以上。同时，在婚姻家庭出现矛盾后，大约有70%左右的人直接提起离婚诉讼或到婚姻登记机关离婚，而通过调解解决的仅有30%。面对这样的现状，维情中心针对性地开设了“第三者劝退”服务项目，对外劝退第三者，对内修复夫妻情感;同时又以在情感生活过程中发生的爱情、亲情、友情、心情和性情等方面的问题或困扰的人为对象，开设“夫妻情感维护”项目，通过心理学、行为学、危机干预等技术，采用“一对一咨询”、“多对一咨询”或“一对多咨询”帮助服务对象解决情感问题。
所有的职业都要求有资格证、准入证，而做夫妻、做父母是“无证可考”的，这好比没有驾照就开车上路。进入婚姻家庭时同样需要“教育”，但就算再怎么教育，还是避免不了会出问题，“婚姻家庭也有生命周期，几十年的婚姻关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情况毕竟是少数，夫妻之间总会有矛盾，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就像人生病需要看医生，婚姻家庭出了问题，‘病了’同样需要治疗，这就是婚姻家庭调解员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可以从专业的角度，给予求助者指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践证明，接受婚姻家庭调解员治疗的大部分婚姻都能够“转危为
安”。自维情社工中心开展工作以来，整个团队共计挽救婚姻__对，劝阻婚
外情__对，干预为情自杀挽救生命__人。通过维护家庭情感，修复了破损的社会细胞，让整个社会肌体更加健康和谐。
【上海百合花法律服务中心】——打造“谊居清情楼”，让法治专员助力社区自治
上海百合花法律服务中心负责人葛海英讲述了该中心在杨浦区首开“法治专员”先河，运用法治专员的专业服务助力街道居委推进社会治理工作,把垃圾堆一般脏乱的老旧小区整治成崭新“谊居清情楼”的故事。
延吉东路149弄，是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路二居民区所辖的一个老式小区。它建造于1975年，共有4个门栋，只有孤零零的四幢楼房，并被周边著名的“长白街道两万户”棚户区包裹起来。由于149弄没有围墙和门禁，实际上四幢楼房与周边棚户区处于犬牙交错的状态，进出小区的社会人员和车辆十分复杂。由于种种原因，149弄并没有被纳入征收范围。随着周边棚户区的拆迁结束，149弄成为了一片荒地中的孤岛。小区设施陈旧、环境恶劣，连水泥路面都没有，下雨天淤泥一尺深，垃圾遍地，蟑鼠横行，违建遍地，房屋老化。由于149弄没有被纳入征收范围，加之物业公司管理缺位，居民们怨声载道，有条件的居民纷纷外迁。
对于这样的现状，百合花的法治专员配合街道居委，对小区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打造以“谊居清情弄”为品牌的居民自治项目，他们建立了小区车辆管理小组，确保停车有序;设立楼层卫生员机制，确保楼道清洁;打造楼道文化气息，确保社区关系融洽，极大地提高了小区居民的满意度、参
与度和获得感。如今，149弄环境秩序旧貌换新颜，小区邻里关系日益融洽，社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曾经的“丑小鸭”149弄被打造成拥有宽敞停车位、美丽底楼花园、清洁特色楼道、文化涂鸦墙和文明社区人的精致“白天鹅”小区。
葛海英表示，社区居民自治要想推进下去，居民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公民意识、主人翁意识都是必要条件，如果人人都能拥有主人翁意识，齐心协力参与治理，很多矛盾的解决其实并不是难事。在延吉东路149弄的改造过程中，有一条最为宝贵的经验就是居民自治必须有法治的保驾护航，“治乱”必须依靠“用典”，法治专员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法律专业人士面前，很多居民都会端正态度，配合工作。以“法”治“乱”，相当于以“正”御“不正”，法治专员对社区违法行为和社会陋习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是助推社区居民自治的强大引擎。居民在法治专员的不断帮助和解决矛盾的同时，建立了对居委和社区的信任，日后居委会推进工作时可谓水到渠成，居民还会主动为居委会提供帮助。延吉东路149弄的社区居民自治案例，打破了“老旧小区=脏乱差”的固有思维，向世人证明了居民依法自治是一种先进、可行的社会治理方式。“谊居清情楼”，称得上是社区居民依法自治的典范案例。
【上海市浦东新区女律师联谊会】——女性扶助女性，让妇儿维权更加无忧
上海市浦东新区女律师联谊会秘书长甘妮娜介绍了浦东女律联多年来借助自身平台专业优势积极参与浦东妇联妇儿维权工作、浦东各社区法治治理工作，通过“律师进校园”“公益遗嘱进社区”，打造“家门口妇儿维权驿
站”等方式，全方位助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创新举措。浦东女律联的标签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是具备突出的法律专业能
力;其二是成员均是专业而理性的女性群体。这两项标签决定了提供的服务是专业法律服务，而女性特有的细腻、耐心和坚持让她们不仅可以对接、参与与法律相关的各项专业服务项目，而且可以利用平台与妇女儿童之间存在的天然联系，从女性视角、妻子视角、母亲视角等独特视角去服务妇儿工作。
女性扶助女性，浦东女律联的成员们牵手“知心大嫂”，护航义工工作。她们通过座谈会、专题讲座培训、现场咨询等多种方式为社区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提供法律专业知识输出，帮助“知心大嫂”志愿者们知法守法，更好地用法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更有效地帮助社区群众。
“公益遗嘱进社区”活动是浦东女律联开展的专门针对社区老年人群的公益法律服务项目。目前女律师们已受邀分别在浦东新区松山社区、福山社区、高行老年人服务中心开展了多场专题法律讲座。律师们专业的分析和详细的讲解获得了在场老人的一致认可，讲座后一对一的现场法律咨询更是获得了老人们的交口称赞。目前，“公益遗嘱进社区”活动仍在持续开展之中。
国家的未来在于青少年，浦东女律联通过开展“律师进校园”法治宣讲，有效提高了青少年法律素养，培养和引导青少年法治思维和法律理念，增强广大师生的法治观念和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真正做到学校依法管理、教师依法执教、学生自觉守法、预防和减少学生违法犯罪，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浦东女律联还积极助力打造了“家门口服务妇女儿童维权驿站”，为社区民众提供了就近、便利、稳定的“家门口”服务，实现了“生活小事不出村居，教育服务就在身边”。浦东女律联已经与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妇联、大团镇、沪东街道妇联点一对一结对签约打造村居家门口法律服务站点，通过开展律师与村居结对，法律援助定点值班、定期开展普法宣讲等方式，将精准、及时的法律服务切实送到老百姓身边。
自2009年浦东女律联成立至今，其不仅利用自身平台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到浦东妇联妇儿维权工作、浦东各社区法治治理工作中，而且亦储备、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浦东女律师志愿者、讲师等专业力量持续关注公益，并积极以专业力量投身社区治理，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
【上海新闵调解事务所】——律师参与调解，让群众满意社会和谐上海新闵调解事务所董事长江净在研讨会上介绍了相当具有创造性的律师信访ADR五全机制。这是律师参与信访工作和信访矛盾预防和化解机制的一次全面创新，充分发挥了律师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所谓“五全机制”，是指新闵所“全主体”“全配套”“全流程”“全方位”“全过程”的信访矛盾化解机制。新闵所的律师参与信访工作，不仅为信访办提供法律服务，也同样为信访人、信访相对人、责任单位提供信访法律服务，此称为“全主体”。通过解决各个主体合情合理合法的诉求，引导信访群众理性表达，依法维权，从而化解信访矛盾。真正达到为党和政府排忧，为责任单位解难，为信访群众维权的三满意局面。新闵所本身即是全国首家专业律师为主体的信访矛盾调解组织，有一
批专业律师和品牌律师调解员队伍，建立了专业的信访法律服务模式，并在新闵所内部建立了专门的规章制度，并推动闵行区司法局、区财政局建立了具有闵行特点的政府购买服务的长效运作模式，为律师参与信访工作提供了经费保障，还参与制定了上海市律师协会的《上海律师参与办理本市信访案件操作指引》，规范了上海律师参与信访工作的服务模式。构建了“全配套”信访法律服务机制与模式。
从2005年起，新闵所就从化解积案着手探索“化旧”，以信访志愿团每个工作日接待来访群众，解答法律问题，分流涉法涉诉来探索“止新”，逐步形成了律师参与信访接待、初信答复、信访复查、信访复核、分级分责、核查终结、积案化解等信访工作内部的“全流程”法律服务模式。
突发事件、重大工程、拆迁拆违、社区管理、企业转型、撤村改制等事件，都极易引发大量的群体信访矛盾，因此新闵所律师还探索了从信访流程的外部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参与社会矛盾的预防与化解。
新闵所的“五全机制”来源于实践经验归纳与总结，能够有效地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信访矛盾，而且具有有效性、可行性、操作性，可以在全市范围内复制和推广，对于上海市律师参与信访工作和信访矛盾预防和化解具有示范性的意义。
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包志勤点评——法律类社会组织近年来正在成为社会治理工作的新主体，从前所谓的社会治理、矛盾化解更多地是由司法、综治等部门承担，现在律师、社会工作者逐渐加入进来，社会治理的主体越来越从政府向民间转变。有的社会组织专注于家庭情感维护，有的社会组织致力于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同时在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处
又往往依靠社区自治来完成，专业化、自治化开始逐渐成为社会治理的新方式。以前的社会治理对象通常是社会个体，现在居委会、业委会等组织变成了社会治理、法律服务的新对象。在线化、智能化又是目前社会组织经常运用的新技术，发挥着传播广、传播快、提高工作效率的作用。这“四个新”为未来的社会治理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上海市社区服务中心主任程坚点评——社会组织化解的各类矛盾纠纷虽然有大有小，但意义都是重大的，都关系到民生福祉。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工作中运用了专业的治理方法，一方面可以体现法律的刚性规范，用理性方式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在利用很多柔性的社会工作方法，关注人情人性、关注社会关系。程坚建议，社会组织要进一步深耕社区，准确判断群众需求以提出相应解决方案;同时拓展社会组织功能，向事前预防、事先介入和建立社区关系两个方向拓展;最后是络，通过整合居村委会、基层党组织、社区志愿者等力量，标本兼治地进行社会治理工作。
篇十四：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P> 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如何持续创新？——基于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案例分析作者：葛天任邓海云来源：《社会治理》2021年第6期
葛天任邓海云*
*葛天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邓海云，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大数据的超大城市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公平配置与精准治理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CSH005）；招商局慈善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青年学者资助计划”专项课题。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治理创新主要是由地方财政支撑推动的。从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看，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需要寻找低成本、高收益的创新模式。本文基于对北京、上海、深圳社会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发现深圳的社会治理创新内生动力最强，对政府财政资源的依赖程度最低，其经验更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创新地方财政资源依赖
一、新发展阶段的城市社会治理如何持续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给出了明确方向：“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表明，政府治理、社会调节与社区自治良性互动，正成为具有广泛共识的社会治理创新大方向。
新冠疫情爆发后，党建引领的城市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区治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方面，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志愿组织积极参与、配合党和政府的疫情防控工作，在社区疫情防控、贫困群体帮扶、志愿服务等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凸显了社会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完善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功能性角色；另一方面，面对重大危机，“党建引领”发挥了统筹各方的关键作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民众自发配合也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然而，我们需要充分注意，在这一大方向之下，仍然有不同的治理模式差异，仍然有巨大的创新和改进空间。尤其是疫情防控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并非常态下的社会治理创新。社会组织和社区自治从长远来看依然非常重要。当前，各大城市的社会治理创新仍然总体上是以政府财政支持为主，而常态化的社会治理创新不可能长期建立在经济增长与财政扩张的基础之上。仅就社会组织培育而言，财政支持仍是大多数地区社会组织最主要、最稳定的资金来源①。这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治理创新的财政成本较高，只有部分财政资源雄厚的超大城市能够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第二，在新发展阶段，财政能力匮乏将导致很多已有创新或创新模式难以为继。
因此，如何实现低成本、可持续的社会治理创新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讨论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增长质量更重于增长速度，且面临着内外多重压力，这势必会使得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在既有增长框架下逐渐形成的社会治理创新，实际上在有些地方已经面临财源枯竭的问题，或者至少面临财源难以为继的问题。对大量财源匮乏且需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城市而言，其出路何在？持续创新的动力何在？这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必须改变当前部分城市“概念创新”“名词创新”的“为创新而创新”的弊端，真正将改革创新落实到可行的治理创新机制探索中来，结合各地实际情况探索真正长期可持续的创新模式。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各地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基础多源自于社会学与政治学理论，而缺乏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的剖析。具体而言，社会学视角分析更多地强调自治和共治，而政治学视角的分析更多强调政权基础和党建引领，大量学术研究并不考虑社会治理创新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和财政成本。这种存在严重“系统偏差”的治理创新理论，不仅容易导致政策矛盾，且很容易导致思想和执行层面的混乱。
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讨论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政治经济基础问题，也就是财源与出路问题。为此，我们先从理论分析开始，辨析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两种理论路径，而后通过对当前我国城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案例比较，进一步提出新发展阶段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总体思路和政策建议。
二、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两种理论路径
首先，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性词汇，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学术概念。外国学者或者理论家们，更多把社会治理看作是社会自我调节，或各种治理主体的合作或协调，在西方民主社会语境下更注重社会管理，或者一般是指社会控制机制或社会参与规则②。然而，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内，社会治理至少暗含着以下两个维度的管理模式或机制。
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或行政力量主导的“社会治理”，这种思路更多地被政治学、公共管理学者所阐发。尽管不再强调更具行政支配色彩的“社会管理”，而是强调更具有统合性、引领性的“社会治理”，或者稍加改变区分“政府”与“政党”的政治内涵，将“党建引领”概括为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关键“核心要素”而加以理论化，但归根结底，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者大多仍强调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充满现实主义政策考虑的社会治理创新思路。
另一种则是强调自下而上的以社会自我调节为主的“社会治理”，尤其是强调“公民社会”的培育和生成，这种思路更多地被社会学、部分公共管理学者所接受，并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转向后所提出“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等管理理念中吸取理论养分，进而提出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大思路和大方向。然而，这种思路更多地是从理念出发，是典型的具有“建构主义”色彩的社会治理理论视角，是基于“公民权”“公共空间”“民主治理”等理念的“中国化想象”来建构中国未来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向。这一思路显然不是从现实和实践出发的政策分析思路。
然而，虽然学者们充分关注了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两种理论路径，但却严重忽视了城市社会治理创新的资源困境或者说是资源基础。缺乏资源基础的社会治理创新是无法复制、更难以为继，其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大打折扣。众所周知，社会治理创新所需的主要资源可以分为政府资源和市场资源两大类，即政策和资金两大类资源。当前，在我国各地的社会治理创新中，政府在政策、资金和资产等公共资源上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社会组织或群众团体对政府的依赖性很高③。在“政社合作”的创新实践中，政府在购买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二者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的依赖关系，导致社会组织的发展过度依赖政府资源，因而社会组织与社会自我调节的设想，往往在现实结构性环境中演化为新的行政主导模式④。在新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发达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不可能保持增长期的“井喷状态”，随着国家出台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地见效，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急速下滑，各级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地方收支压力巨大。根据财政部数据，2019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篇十五：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P> 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十佳案例素材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十佳案例素材1月11日，**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颁奖典礼暨经验分享活动在**区举行。会上揭晓了10个全国创新社会治理最佳案例奖，**乡贤评理堂名列其中。小事不出院、矛盾不上交、邻里更和谐据了解，**乡贤评理堂是该区在推进乡贤文化建设过程中探索出的一条乡村善治新路子。**年起，**按照草根群体、民间力量的定位，采取我们的乡贤我们评，评好乡贤我们学的办法，先后评选出1009名新乡贤。他们大多品德良好、为人正派、处事公正，是群众公认的有威望、接地气、能带头、起作用的普通人，是群众身边的好人、能人、热心人、贴心人。从**年起，**根据崇德善法、为人正派、热心公益、处事公道、群众公认五个条件，按照群众推荐、村民评议、初评公示、走访复核、乡镇审核、正式公示、区县认定七个步骤，先后从1009名新乡贤中遴选出107名乡贤评理员，建成107个乡贤评理堂，赋予其引领乡风文明、宣讲法律政策、调处矛盾纠纷、反映社情民意、倡导移风易俗等五个方面的职能职责。与此同时，**还对乡贤评理堂进行实体化建设，从一块牌匾
承载荣誉一套证件亮明身份一套机制保障运行等十个方面进行规范建设，保障乡贤评理堂设施齐备、管理规范、机制健全、运转有效。
让人没想到的是，乡贤评理堂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预期：**年，该区107个乡贤评理堂共成功化解2082件矛盾纠纷，收集反映社情民意1837条，形成贴近村民生活实际的村规民约150余份，组建守楼护院巡逻队56支，牵头创建平安示范大院41个，乡贤评理堂所在村庄基本实现了小事不出院、矛盾不上交、邻里更和谐。
可以说，**乡贤评理堂已成为该区维护公平正义、涵养文明乡风、激发民主活力的主阵地。
实现法治、德治、自治的有机结合这些乡贤评理堂为何有这么大的能量?**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x认为，其关键在于乡贤评理堂实现了法治、德治、自治的有机结合，**了乡村治理难题。在法治上，**强化政法部门对乡贤评理堂的指导带动作用，将乡贤评理堂作为警民联系点、莎姐普法维权岗、巡回法庭联络站、人民调解前沿地、平安大院示范点，将乡贤评理员纳入人民调解员队伍，对其定期开展培训，依法明确受理范围、依法实施联动调解、依法确认调解结果。在自治上，**建立乡贤评理员参与基层民主自治的机制，村
（居）两委召开重要会议、开展重大活动、实施重点项目时，需要充分听取乡贤评理员的意见和建议。
在德治上，**赋予乡贤评理堂传播嘉言懿行、传承乡风文明、传递核心价值观的阵地作用，使其成为老百姓身边弘扬社会正气、凝聚邻里乡情、寄托美丽乡愁的窗口。
乡贤评理堂也是对枫桥经验的一种传承和发展！x说，50多年前的枫桥经验能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靠的就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坚持这一理念，让乡贤评理员从群众中来、由群众推选，因此，他们进得了家门、坐得下板凳、拉得上家常、建得起感情，说话做事能得到群众认可。
与此同时，乡贤评理堂又针对当前乡村治理难题，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三融合，顺应了基层群众对于民主法治建设、公正可预期的良法善治、参与社会事务的强烈呼声，推动了政府治理、社会调解、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使农村社会治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这是对枫桥经验的创新与发展。
由群众推选、受到群众认可也激发了乡贤评理员为群众服务的劲头。**镇**村的**x自**年担任乡贤评理员以来，至今已调解纠纷117件，他每调解一起矛盾纠纷，就将调解案例、法律知识等编成打油诗教化警示乡邻，并把调解的经验梳理归纳，整理成一套调解实战理论。近日，他还因此被评为了**年度感动
**十大人物。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由于乡贤评理员公信力和认同度高，对乡村公共事务有发言
权，**乡贤评理堂的作用并不仅仅是评评理，还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位于**南部的**镇**村民小组一直是耕种难、收割难、效益低的传统农耕区，因青壮年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耕作条件差，该组306亩耕地大半都是撂荒多年的荒坡地。
**年，这里建起了乡贤评理堂，**被选为乡贤评理员。他充分发挥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职能职责，将乡贤评理堂变成大事共议、实事共商、好事共办的议事堂，在全区率先开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试点。
在他的组织下，全组42户村民采取全组合一社方式，将306亩承包地全部入股组建成**市**区蒋平柑橘种植股份合作社。该合作社采取保底分红方式，农民将土地入股，每年每亩有300元保底，待合作社有收益后，收益的50%归业主、50%分红给村民。
**年，该组180亩撂荒地和荒坡地被全部种上油菜、玉米和优质柑橘。当年，该组光种植水稻、油菜、玉米就实现了10多万元收入。
截至目前，**已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21个，入股土地面积5561亩，涉及农户1665户。在各地发展农村土地股份合作
社的过程中，乡贤评理堂发挥了答疑释惑、反映民意、汇集民智、化解土地纠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大力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深化拓展新乡贤参与人民调解、维护公序良俗、带动治安防范、促进社会和谐的路径，努力把乡贤评理堂打造成为推动法治的坚实平台、深化德治的重要窗口、促进自治的有效载体，为创新乡村治理、助推乡村振兴作出更大贡献
篇十六：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分析
P> 国内外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成功案例案例1：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治理模式北京市石景山区东部的鲁谷社区，以其“小政府、大服务，大社区、高效率”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在全国引起广泛的阻碍，得到国家民政部和专家学者的充分确信，并将其称为“鲁谷社区治理模式”。一、鲁谷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差不多思路鲁谷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确定了一个差不多思路，即：理顺一个关系、坚持两个依法、构建三个体系、实现两个归位。具体说，“理顺一个关系”确实是通过体制改革，在社区进一步理顺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关系，实现“政事”和“政社”分开。“坚持两个依法”确实是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构建三个体系”确实是建立坚强有力的社区党工委，建立精干、勤奋、务实、高效的社区行政事务治理中心，建立充满生气与活力的社区代表会议。实现“两个归位”，一是政府行政治理职能归位，把目前街道本不应该承担的各项带有行政审批和执法的职能，经梳理后归位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新型“条块”关系。二是将部分社会治理职能归位，把原先由政府直截了当治理的有关社会事务归还社会，逐步交由社
区自治组织和社团组织承担，实现政府、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共同实施科学有序的高效治理。
二、鲁谷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要紧内容1、改革行政派出机构。成立了街道级的大社区，下辖20个居委会，是目前北京市唯独称之为“社区”的街道。2、建立新的组织体系。在建立社区党工委、社区行政事务治理中心的同时，选举产生了鲁谷社区代表会议及其常设机构鲁谷社区委员会，作为代表鲁谷社区宽敞居民和社会单位利益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接政府剥离出来的部分社会事务，监督政府依法行政。3、精简机构。在机构设置上改革了街道办事处传统的自上而下“一对一”模式，鲁谷社区内设机构由北京市同类街道的17个科室精简为“三部一室”，即:党群工作部、社区事务部、都市治理部和综合办公室，精简了73%。公务员编制由同类街道的90人减少到39人，减少了57%。4、转变政府职能。按照政社、政事分开的原则，将28项治理职能从“街道”剥离出来，分别由政府相应职能部门、社会自治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承担。同时，梳理“条块关系”，将公安派出所、都市治理监察分队、统计所、司法所，以及交通安全、消防部门派驻的专业工作人员，均实行职能部门垂直领导，鲁谷社区为其提供相关保证服务。三、鲁谷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意义
1、在完善都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究。一是在都市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第一次构建了“三驾马车”组织体系，成立了社区党工委、社区行政事务治理中心和社区代表会议（社区委员会），为加强都市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组织保证。二是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并按照此理念精简了行政治理工作机构和人员，实行灵活的用人机制，实现了“少养人、多办事”目标。三是实行“大部制”，优化都市基层治理机构设置，促进了政府工作人员素养的改进和提升。四是设立“一门式”服务大厅，工作方式由“街道体制”向“社区体制”转变，从重治理到重服务，政府工作机构和人员服务方式实现了转变。
2、在完善社区自治制度、构建社会公共治理新平台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究。要紧表达在鲁谷社区代表会议及其委员会的成立和作用的发挥上。如建立社区事务征询会、听证会、提议案办理及社区代表联组活动、社区代表视察制度等，给居民提供了层次更高的平台，为社区自治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主体作用的发挥搭建了新的更大的平台。
3、在完善都市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新型都市基层社会动员机制、利益和谐机制、利益诉求和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等，形成加强社会治理的合力。“鲁谷地区治理委员会”的成立有效整合了地区执法资源，初步实现了
社区治理责任共担。鲁谷社区党委的建立，将组织关系不相隶属的党组织以地域为单位，按照基层党委的方式进行整合，实现了活动方式和教育方式上的双重治理，在实践中是对以辖区单位共同参与、共享资源为要紧内容的社区党建大格局的新进展。
4、在培养社会组织、发挥其重要作用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究。鲁谷社区积极推行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从资源分配和资金投入上给予辖区社会组织极大的支持，拓宽了社会组织的发育空间。通过政府花钱购买服务、项目治理等多种方式、多渠道培养和进展社会组织。推进社区服务中心的改制，实施社会组织孵化打算，地区社会组织得以较为充分的进展。鲁谷社区在全市领先成立了注册的鲁谷义工协会，创办了“银龄港湾”为老服务活动、“亲情陪伴在社区”等品牌活动项目。几年来，社会组织在地区的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着专门好的作用。
案例2：新加坡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做法新加坡是一个总人口300万，面积仅600平方公里的岛国，如同一个经济相当发达的大都市。新加坡社会建设的总体思路和体会可供我们借鉴和摸索。一、加大建设和完善配套服务相结合，打造舒服宜人的安居环境
解决住房问题，给老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生存条件是十分重要的情况，也是政府十分关注的。新加坡政府用了30年时刻，为全体居民规划建筑了大批居民住宅大楼区，组屋是这些住宅大楼的统称。这些组屋一样层高为10一15层，结构为二室一厅到五室一厅，占居民住宅的近八成。但使人感触最深的还不仅仅是住房面积，而是为制造高质量的居住环境而建设的一系列社会生活设施。每座组屋的一层均为立柱支撑的放开空间，除部分安排居委会、幼儿园、医疗门诊部等服务设施外，均为居民自由休息空间，邻近设有儿童游乐场，成人健身器械、灯光球场、小型公园等。组屋区由政府的基层组织—居民委员会负责治理有关保安、环境卫生、园林建设及福利事业，工作井然有序。组屋区邻近市场、饮食业布局合理，一样在200一300米范畴内日常生活所需能够全部解决，再加上方便的交通，良好的保安，使得居民对组屋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专门高，均有一种亲切的安定感、舒服感。
二、政府投入与市场调控相结合，建设方便快捷的交通体系
新加坡人口密集、地点小、经济发达，每年还有超过700万的游客，如何解决好交通问题是国家建设中重要难题。他们考虑本国特点，摒弃了多数发达国家大量进展私人汽车的途径，提出以建设完善的公共交通为主，适当进展私人汽车的设想，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成效。新加坡建设
了纵贯东西及围绕南北的三条地铁线，闹市区为地铁，郊外为高架铁路，总长约70多公里，起到国内交通的主导作用。另外，其巴士系统也专门发达，全国共有240多条纵横交叉的运行线路，通车线路延伸到每一个组屋区，有效的保证了绝大多数上班及一般居民的交通需要。另外，对私人汽车采纳经济杠杆，适度操纵进展。以一样中档车为例，除车价外，政府税收约为车价的100%，拥车证亦约为车价的100%，即需用三辆车的代价才能拥有私车。这种政策，有效的操纵住了私车的进展，既有利于交通操纵，又增加了政府收入，用以改善道路及交通设施。因而全国道路平坦畅通，设施完善，车辆密度适当，专门好的解决了堵车问题。
三、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相结合，构建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
新加坡社会服务体系比较发达，其中，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的各种社会生活需求都通过专业化的社会服务体系去解决。新加坡社团可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种。官方社团是政府为了某项事业需要出面组织的团体，其任务由政府规定，资金由政府拨付，负责人由政府任免。民间社团是公众自愿组合的组织，自由度有限。官方社团的任务是服务于政府的大政方针，例如“新加坡人民协会”，是依据《人民协会法令》成立的较闻名的官方社团，宗旨是促进种族和谐。人民协会在新加坡全城建设了几十个社
区活动中心和居民委员会，通过组织文教、体育、休闲等活动，在不同种族间增进了解和互动，从而加强新加坡的凝聚力。此外，官方还资助和发起一些理想组织，旨在联络社会各方面、各行业、各基层的民众，爱护新加坡的稳固和统一。这些组织活跃在基层，分布在社会服务的各个领域，对提供社会服务，听取民意，为民服务，促进种族和谐等都起到良好作用。
四、完备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相结合，打造良好的社会秩序
新加坡是一个高度法治化的国家，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国会和政府制定了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和禁令。大到政治体制、经济治理、商业往来、公民权益与义务，小到旅店治理、停车规则、钞票爱护、公共卫生，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除了立法完善，新加坡在执法方面专门严格，例如，任何人贩卖海洛因超过15克就要上纹刑架。公共场所打架至少拘留两星期等。新加坡的治理更是出了名的严格，随地吐痰、公共场所抽烟、乱丢垃圾、衣冠不整、涂损建筑物等等，均要重罚。例如，乱丢垃圾除罚款外，还要身穿写有垃圾虫衣服扫街，以示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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